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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时间成了空间的定义者元大都的时空法式

作者: 龙猫 发布时间: 2022年06月20日 19:08:39

 

《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书封

《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探讨了元大都规划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时空法式”,古代经学与城市规划的深刻联系,阴阳数术对城市规划的影响,以及中国古代天文、人文等因素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之间的关联等重大议题。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理论建构,是作者在冯时、王贵祥等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基于观象授时活动而形成的“中国固有之宇宙观与时空观”,书中亦称其为“时空法式”。(15页表)作者指出:“在中国古代时空体系中,四方与四时相配,中央与天中相配,四方五位就代表了天地四时,再以五行、五常、五色、生成数、天地数等相配,就形成了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最具基础性的天文与人文范式。”(184页)
作者王军对时空法式的领悟,要追溯到他的上一部著作《建极绥猷——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文化价值研究》。该书的一项重要学术发现是:明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与东西轴线(即日坛、月坛平面几何中心的连线)正好交汇于故宫太和殿前广场,构成子午、卯酉“二绳”交午之格局,以东、南、西、北四方,对应春、夏、秋、冬四时,正是中国古人通过观象授时而建立的时空观念。(图1)由于这一发现,故宫三大殿内三块匾额上书写的“建极绥猷”“允执厥中”“皇建有极”,均得以清晰解读,三者皆含有“建极”“立中”之意,源于古人立表测影、观象授时。

图1

中国古人通过立表测影、夜观星象等观象授时活动,测定空间方位,从而测定了时间,指导农业生产,继而进入农业文明,由此形成独具特色的宇宙观与时空观,对于营建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
王军有时在演讲中,将这一时空法式形象地比喻为“时间成了空间的规划师”。而在《尧风舜雨》一书中则将之表述为:“时间成了空间的定义者,这是中国古代建筑规划的基本方法”(141页)或者“空间被时间赋予了意义”(15、288页)
《尧风舜雨》正是基于这一对城市规划、建筑布局具有普遍意义的时空法式来解读元大都规划思想的可贵尝试。其中,“甲篇”以元大都齐政楼名称之本义为重要切入点,深入考证齐政楼名称、方位及其与元大都中轴线关系,从而揭示元大都规划之核心理念,包括天命观、道统存继等中华文化传统;“乙篇”则聚焦于元大都城市规划与建筑布局之具体手法,尤其着重其所蕴含的阴阳数术思想观念。
齐政楼与尧舜禅让
《尧风舜雨》与作者其他著作的一个共同点在于敏锐的问题意识。本书的诞生源自作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位于元大都城市中心的鼓楼,名曰“齐政楼”,这一名称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以往研究元大都的学者,亦有不少援引元代熊梦祥《析津志》对齐政楼名称的解释——“齐政者,《书》‘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之义”,然而都未曾对这句话加以深究。王军在深入研习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见载于《尚书·尧典》关于尧舜禅让、舜得天命的故事。齐政楼得名于此,表明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报时场所,而是直通上古尧舜之制,具有顺天承命、道统存继的意义”(19页);“忽必烈营造元大都,取义《尧典》,筑齐政楼于都城中央,实有‘继道统而新治统’的重大意义”(23页)
此乃全书一大主旨,也是元大都研究中一个重大的新发现、新观点。
作者在本书“甲篇 齐政楼名称方位考”中层层递进阐明这一主题。首先指出齐政楼之名称源自《尚书·尧典》中尧舜禅让、舜得天命之典故(第一章)。进而对《尧典》中“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一语进行考释,列举历代学者之解说,包括“浑仪说”“北斗说”“北极说”“极星+北斗说”等,并结合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授时历议》中关于“演纪上元”的重要内容,提出“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之真意乃是“观察北极周围北极星、北斗的运行状态,推求日、月、五星同度,制定历法“(第二章)。基于以上两方面讨论,作者分析了由观象授时、制定历法而产生的中国古人的“天命观”(第三章)。书中重点论述了由天命观而形成“道统”和“治统”之关系,尤其援引历代文人,清代康、雍、乾三代帝王,以及近代孙中山先生,各自对于道统、治统关系的精辟论述,最终指出“忽必烈在元大都建齐政楼,显然是在宣告他创立元朝受命于天”,“这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古代中国之存在表现为道统与治统的存在,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并不因统治阶层族群的改变而改变”(53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第四章之“齐政楼的天文意义”一节中指出,元大都将钟鼓楼设于都城中央,齐政楼(鼓楼)居南,钟楼居北,体现了阴阳五行的思想:鼓为春分之音,春分之卦为震;钟为秋分之音,秋分之卦为兑;齐政楼、钟楼南北成列,即震、兑相重而成随卦。作者援引《彖传》“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以及王弼之《注》,指出随卦具有“天下随时”“得于时也”“得时则天下随之”等内涵,进一步揭示元大都以齐政楼与钟楼这两座代表时间的建筑作为城市中心标志所体现的重要象征意义,与上述受命于天等思想内涵高度契合。作者进而以刘秉忠向忽必烈提出的一条重要建议,作为对齐政楼名称本义之考证的最佳注脚:“宜因新君即位,颁历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时。”(《元史·刘秉忠传》)
齐政楼方位与元大都中轴线
结合以上对齐政楼名称本义的讨论,《尧风舜雨》接下来对元大都研究学术史上一直讼议纷纷的中轴线、钟鼓楼位置等“公案”进行了细致考辨(第四章)。
在较长时间里,许多学者认为元大都中轴线位于今天的北京中轴线(即明北京中轴线)以西。清乾隆朝编纂的《日下旧闻考》一书便称明紫禁城建于元大内之东;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如奉宽、朱偰、王璧文等)亦据此认为元大都中轴线比明北京中轴线偏西,并与今旧鼓楼大街一线对齐。
也有学者认为元大都与明北京之中轴线相沿未变。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阚铎《元大都宫苑图考》(1930)一文即持此观点。曾为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后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赵正之在《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1962年口述)一文中同样认为元、明两代中轴线相沿未变,同时指出元大都中轴线的北端为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位于今钟楼址),而元代的鼓楼和钟楼位于今旧鼓楼大街以西。
1972年元大都考古队发表的《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一文基本证实元大都与明北京中轴线相重合的重要结论;然而该报告同时指出:“元大都的钟鼓楼,并不在中轴线上,而是偏于中轴线稍西,即今旧鼓楼大街。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始改建钟鼓楼于大天寿万宁寺中心阁的旧址附近,因此,明清北京的钟鼓楼才正建在城的中轴线上。”
此后,很多学者都采纳《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之结论。目前比较常见的元大都平面复原图即按此绘制,图中元大都中轴线由丽正门直抵位于全城中心的“中心阁”(有个别图中此处标注“中心台”),而鼓楼与钟楼则位于中轴线西侧,即今旧鼓楼大街一线。(图2)